1935年，有个人接替了中共中央“一号”位子，一当就是近八年。毛泽东后来说，遵义会议能开好，没有这个人绝对不行。 但就是这么一个级别的人物，1945年抗战刚胜利，他居然主动提出：派我去东北当省委书记吧。消息传出来，所有人都愣了。毛泽东看着这个人，沉默了好久，随后定了一条规矩。 这个躺在担架上的人，叫张闻天，化名洛甫。1935年1月，遵义。博古作主报告，把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归结为敌强我弱。轮到张闻天发言，他站起来，作了一个“反报告”，系统批评了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错误，明确支持毛泽东的主张。 这个发言分量很重，张闻天当时是政治局常委，在党内地位很高。他站出来说话，等于把问题摆到了桌面上。会后不久，常委分工调整，张闻天被推举为中共中央总负责人。 张闻天和毛泽东密切配合，在“洛毛合作”的领导格局中正式开始。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一路走到陕北。张闻天在总负责人的位置上主持瓦窑堡会议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那几年党内文件电报指示很多都是经过他的手。 毛泽东后来在七大上说了一句掷地有声的话：“如果没有洛甫王稼祥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了。同志们把好的账放在我的名下，但是绝不能忘记他们两个人。” 这位被誉为“红色教授”的学者型领导人曾三次主动让贤，显示出他不计个人名利的坦荡胸怀。第一次中央需要派人去上海恢复白区的工作的时候张闻天就主动说“我去”，中央不同意了最后派了陈云去。第二次张国焘搞分裂向党要权的时候张闻天就说：“要是你不要的话我愿意让你。” 毛泽东断然拒绝了他。第三次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前后共产国际明确表态支持毛泽东为中共的领袖，张闻天认为时机已经成熟了就主动诚恳地向中央提出说：自己不应该再占着总书记的位置了，应该由毛泽东来接任。 毛泽东没有接受他说：“洛甫你是明君，开明之君，总书记职务还是应该继续由你担任。” 1941年延安整风开始了。张闻天在会上作了自我批评，承认自己在那段时期犯了错误，负有责任。他说，在那个时候对中国的实际情况了解得太少了，犯了很多主观主义的毛病。 1942年的时候，张闻天主动向中央提出到农村去调查一下，他化名张晋西带着一个调查团从延安出发，到了陕北的神府、绥德和米脂等地呆了一年多的时间，在那些日子里，他就跟农民同吃同住，蹲在田埂上问收成，坐在炕头上聊天说负担。 他说过去是在莫斯科或者是在上海的时候对农村的了解都是通过书本和文件知道的，这一次才真正脚踩到了泥巴。 1943年3月，在张闻天调查结束回来之后出席了中央政治局的会议，在这次的政治局会议上，中共中央进行了改组，并设立了中央书记处主席这个职务由毛泽东担任，这样就确立了毛的一元化的领导。在这以后，张闻天正式退出了中央领导的核心。 1945年，在党的七大上张闻天当选为中央委员，并且被选为了政治局委员。但是并没有再主持中央的工作了。从总负责人到政治局中的一员，这一步退的不小。 在那个时候，毛泽东也在思考一个另外的问题，就是在七大的前后党内的人事变动很大，发言随意性的问题就显现出来了，有的人发言的时候滔滔不绝，却没有书面的东西。有的人在批评别人的时候也没有什么事实根据了。 这些问题让毛泽东看在眼里了，在公开的党史资料中说，在七大以前和以后的时候开始慢慢的规范会议发言制度了，并且要求重要的会议之前准备好了自己的发言并且把它们存起来备查。 1949年的3月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召开了，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专门讲了党委会的工作方法，系统地阐述了十二条工作的方法，其中一条就是安民告示，开会的时候要事先通知大家知道我们要讨论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并且让大家提前做好准备。 这个思想和书面稿备存制度是一脉相承的。1949年我们进北京以后中央会议的记录和文件管理得更加严格了，在1950年代中央办公厅建立起了一个完整的会议档案制度。 与此同时，张闻天1945年8月离开延安去东北，在那里先担任中共中央东北局的常委兼组织部部长，后来又担任合江省委书记。合江县在黑龙江东部，那里的地很大人很少，冬天是零下三四十度。 当时合江县匪患很严重，“四大旗杆”谢文东、李华堂、张雨新和孙久荣他们有几千人，在那里活动猖狂。张闻天到任以后，直接领导剿匪斗争了，他为省委起草了一个《关于剿匪工作的指示》，要求部队“不辞一切辛苦疲劳，穷追敌人，务期将他们大部或者全部消灭”。 他提出了“一个中心，三项任务”的工作方针，即以发动群众改革封建土地制度为中心，完成剿匪、支前和发展生产的任务。经过两年多艰苦卓绝的工作之后，他把一个政治混乱，经济凋敝，土匪猖獗的合江省建设成为一个东北解放区最为巩固的战略后方了。 在东北的几年里，他很少提延安的事，有时候跟身边的人聊天的时候会提起晋陕调查的日子，说那时候虽然苦但是心里很踏实。他不谈自己当总负责人的经历，也不谈七大以前的变化，把心